当前，全球经济越来越呈现数字化的特征，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以数字化生产力为主要标志的新阶段。习格外的重视数字化的经济发展，多次作出重要指示，强调要全力发展数字化的经济，培育新增长点，形成新动能。数字化的经济已成为“十四五”及未来更长一段时期，推动我们国家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。

  信息化带动工业化，筑就了中国制造的辉煌和机遇。未来，工业制造不会被数字经济简单取代，我们仍需用数字经济带动制造业继续攀升

  发展数字经济，首先要夯实数字科技这个重要基础，在不断的技术创新中为数字化发展持续赋能。

  要紧紧抓住数字科技产业化这个生力军，锻造先进的互联网产业、电信产业、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业、电子信息制造业。在此基础上，以数字作为新的材料，以智能作为新的技术，以网络作为新的基础设施，融合一产、二产和三产，通过网络化、数字化和智能化，赋能经济领域原有的庞大产业，形成数字经济的主力军。

  推动高可靠、低时延、广覆盖、大连接的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，形成高融合的数字经济技术体系；毫不放松地攻克数字智能科技上的短板，在AI芯片、智能传感器等比较薄弱的领域，特别是在高端芯片领域狠下功夫，摆脱高端芯片进口的严重依赖；推动数字科技面向高智力、高竞争、高速度，在核心关键要素上提升原始创新能力，占据创新制高点，突破技术瓶颈，为数字经济的蓬勃发展持续赋能。

  其次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，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。

  上世纪提出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，既造就了中国制造，又促进了数字技术创新和数字产业化优势，带来今天的辉煌和机遇。但信息化带动的工业化，仍未达到高附加值的程度，工业制造也不能被数字经济简单取代，因此我们仍要用数字经济带动制造业继续攀升。

  融合要为实体经济输入智能。在已有机械化、自动化武装的制造业基础上，赋予其智能化，放大其价值。在数字经济与家电、纺织、电子等领域已有的融合基础上，加大与采矿、化工、有色金属及燃气等细分行业的融合，尤其要深化与骨干制造业的融合。基于5G技术，以关键制造环节智能化为核心，以端到端数据流为基础、以网络互联为支撑，将智能技术贯穿于设计、生产、管理、服务等制造活动的各个环节。用智能武装起来的工业制造，可缩短产品研制周期、降低资源能源消耗、降低运营成本、提高生产效率、提升产品质量。

  融合在于激活参与组合的数据要素，增强要素结构配置的灵活性，摆脱地理、交通、人才、能源等传统要素的限制，依托信息网络、平台应用和数据资源，利用各地各企业闲置的设备、技术、人才和资本来组织生产，促进数据流通交易和数据红利全面释放，使产业生态更加健康和可持续。

  融合要形成规模效应。纵向形成数字经济的不同产业链，横向形成不同产业的规模集聚。在以数字科技为基础的设施建设和全产业链布局基础上，实现产业全要素、全流程、全生命周期数字化转型与融合创新，从而构建数字驱动、智能主导的数字经济高融合生产体系。

  提升数字智能的产品和服务质量，打造数字智能的优质品牌，要从数字经济发展不平衡着手，从整体上提升数字经济质量。

  在保持电商和数字消费繁荣的同时，增强智能制造的实力。我们既要重视数字经济基础指数，更要关注数字产业指数。在传统制造业与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中，分析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大量数据，优化生产流程参数，对可能出现的问题进行研判，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。在保持数字经济广度渗透的基础上，分析和衡量地区数字经济产业发展状况，针对数字经济的地区差异和城乡数字鸿沟，提高数字经济在薄弱地区和行业的渗透力度，提升整体数字经济的优质占比。

  站在全局和长远角度，放大互联网的连接优势，鼓励各方数据开放共享，创新“走出去”的多元架构方式，深化数字经济的全球合作

  数字经济的跨地域、多元化发展趋势及个性化特征，形成人类社会、物理世界、信息空间的三元结构，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空间布局和总体架构，需要我们创新“走出去”的多元架构方式，站在全局和长远角度，放大互联网的连接优势，鼓励各方数据开放共享，全力构筑自由畅通的国际数字经济平台和网络，促进各国数字经济领域的政策协调、数字要素的流动和利用，通过优化产业链、供应链，深化数字经济的全球合作。

  在数字经济的国际开放合作中，应积极参与改进和完善国际合作的协调机制，努力消除数字贫困和数字鸿沟，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健康稳定发展。

  理念上，要认识数字经济面临的安全挑战，在核心数据防范、关键业务保护、信息高效运营方面，树立数据安全、网络安全、业务安全的理念，加强风控机制建设和风险防范。

  技术上，构建系统完备、高效实用、智能绿色、安全可靠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，通过5G、大数据中心、工业互联网平台等新技术设施，夯实数字经济安全稳定发展的基础，提升数字经济安全的技术保障能力。

  合作上，应在全球数字治理中，秉持多边主义、兼顾安全发展、坚守公平正义，促进数字经济的国际合作和安全发展。

  监管上，破除制约数据应用的体制机制障碍，加强数据安全的综合治理，完善数据监管治理标准程序规范，健全数字规则，建立数据资源产权、交易流通、跨境传输和安全保护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，推动数据资源开发利用。

  应进一步完善平台企业垄断认定、数据收集使用管理、消费者权益保护等方面的法律规范。通过数据立法，明确数据所有权、使用权、处理权、控制权、收益权等各种权利的种类和属性，明确数据拥有者的相关权责，明确企业采集和独享使用的数据边界，明确数据在使用和流通中的提供者和使用者的责权利，同时建立健全涉及数据的政策和标准，保障数据采集、流通、使用的合法和规范，保护国家数据、企业数据和个人信息。

  数字经济发展呼唤数字化治理，而运用大数据、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，探索和实践新的治理方式，也将积极地反作用于数字经济发展

  数字经济是加快数字化发展的基础，必然会影响和延伸到社会和文化领域。十九届五中全会要求，加强数字社会、数字政府建设，提升公共服务、社会治理等数字化智能化水平，建设网络强国、数字中国。

  数字经济带动数字社会和数字文化建设。数字产业化、产业数字化，带动数字经济向社会和文化领域延伸，通过数字产品、数字化服务及其数字共享平台，在社会、文化、教育各方面广泛运用，使社会到处呈现数字化应用场景，形成与数字经济匹配的崭新社会形态。

  教育方面，线上线下结合的教学方式正向规范发展，网上趋于严密的教学组织和管理，正在衔接中小学课堂教学，有利取缔被逼补习、变相补习，解决补习泛滥导致的学习负担过重等问题。医疗方面，远程医疗把高质量医疗资源的效用扩展到最大，部分解决了农村边远地区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。劳动就业方面，通过构建人力资源的网络共享平台，促进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。文化方面，数字化发展启发和孕育着文化产业新业态、新模式，推动文化在线上跨行业、跨要素的融合发展。

  数字经济发展呼唤数字化治理。数字科技在新型经济形态中，不仅是创造财富和价值的先进生产力，像大数据、人工智能、区块链等技术，又辅助参与到生产、服务、贸易等经济活动的监管、规划和决策中，使数字技术又体现出生产关系的属性。

  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带来的新业态、新行业、新岗位，需要相应的职业道德、工作规则和法规法律予以规范和治理，新的行业和岗位产生的决策、规划、管理、监督和安全等工作和职能，需要纳入新的治理范围。因此，需要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的经济社会的理念体制、运行程序、基础设施、具体功能，在经济社会的数字化形态基础上，探索和实践新的治理方式，确立数字治理格局，运用数字治理方式，开发以数字技术、数字要素、数字资源为基础的新型治理工具，加强宏观经济治理数据库等建设，提升大数据等现代技术手段辅助治理能力。企业的数字监管和以政府为主的社会数字化治理，将积极地反作用于数字经济发展，使数字经济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治理相互协调、共同发展，更好地服务于数字中国建设。

  文化交流很重要，我们在讲“一带一路”的时候，也需要讲“共建国家”给我们带来的好处。其实我们面临着如何正确对待自己的问题，“一带一路”不是单方面的施与，而是双向的或多向的互利。

  我们必须要全面把握东北向北开放的历史使命，通过推动东北亚次区域、国别合作，破解东北亚各国战略意图和利益不同、战略互信缺失的困境。

  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0.2万亿元，总量稳居世界第二，同比名义增长10.3%，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提升至41.5%，数字经济成为我国稳增长促转型的重要引擎。

  坚持以习法治思想和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，准确把握完善国家安全法治体系的时代内涵和实现路径，是新时代新征程把中国特色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推向前进的必由之路。

  习进一步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、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创造性回答了关系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重大问题，形成一系列原创性理论成果。

  深刻的理论来源于人民大众的实践，只有不断拓展理论的深度和广度，用“大众话语”说清“理论话语”，理论才能真正变成人民群众手中的尖锐武器。

  “千万工程”把村庄整治与发展经济结合起来，以乡村经营为抓手，持续打通“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”转化通道，将生态红利变为民生福利。

  区域国别学是典型的交叉学科，只有从不同学科视角贡献知识增量，通过融合、碰撞和创新，才能最终形成学科共识。

  我们仍需抢抓“十四五”应对窗口期，战略上保持定力，战术上灵活机动。在强化养老、托幼、家庭支持政策基础上，进一步优化房地产市场调控。

  中国正在打破西方对现代化标准垄断，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，创造属于自己的发展经验，为现代化理论作出重要贡献。

  人是经济社会发展全要素投入中最具活力、最具创造性、最具能动性的要素，人的全面发展和人口高水平发展是经济社会可持续的内在要求。

  五个坚持明确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处理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、产业发展与转型升级、一二三次产业结构、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、国内与国际间关系的重大原则，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行动指南。

  统筹粮食安全与活化乡村经济是未来农业农村发展面临的重大课题，亟待通过深化耕地保护模式的创新，探索面向多元价值诉求的耕地保护新途径。

  在稳经济政策措施的持续发力下，无论是需求还是供给都处在逐步恢复中。鉴于需求不足是一个时期以来影响经济运行的明显制约因素，因此需求改善较之供给改善更能有利于经济运行。

  通过建构共同体记忆和一定的情感叙事策略，彰显出我们党对百年奋斗重大成就、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新征程的新赶考之路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。

  十年来的网络立法，涵盖数字中国、数字社会、数字政府等各个领域，辐射企业、社会组织、个体等各类主体。网络立法的进程与网络深度嵌入经济社会生活的步履同频共振。

  平台经济在推动高质量发展、创造就业、拓展消费市场、创新生产模式、国际竞争中大有作为。平台经济是数字化的经济的典型业态，是引领经济增长和推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。

  中国特色第三次分配是在道德力量、文化因素、价值追求等因素的综合影响下，实现社会财富资源在劳动人民各阶层、社会各主体之间，由盈余方向短缺方流动或盈余方与短缺方共享的资源配置活动。

  人的现代化是人的思想观念、思维方式、行为方式、生活方式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，社会关系和谐发展，人的素质全面充分提高。

  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重塑区域经济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，是区域经济增长模式的空间表达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集中体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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